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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车间”到市场主体

文章来源:《国资报告》杂志  发布时间:2019-12-13

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国营企业在漫长的岁月中,生产听指令,销售有指标,像车间多于像企业。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凯时真人赌博游戏: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企业的进入,改变了旧有的生态。国营企业不得不直面市场的压力。

不少国企从“皇帝女儿不愁嫁”变成了“门前冷落鞍马稀”。其中就包括成立不久的万华化学。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能搞好吗?这一疑惑,不仅萦绕在万华人的心头,也在更多国企人乃至更多人的脑中盘旋不散。

“谁说国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变成现代企业。”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万华时,有感于万华的巨大发展成就,做出了虽然简短却十分精彩的论述。

通过改革成功融入市场,是万华打赢翻身仗的秘诀,也是万千国有企业浴火重生的共同路径。

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历史的总结。国有企业只有在进一步全面融入市场中,才能实现自身的新发展。”中国能建董事长汪建平表示。

改革,改什么?

中国一重董事长刘明忠认为,一个企业的好坏,不是所有制的问题,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体制形成了,关键在机制。 

无独有偶,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也认为,国企改革三件事:体制、制度、机制。“当前改革中最欠缺的是机制,最关键的也是机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对国有企业的机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改革探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各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国企改革1+N文件体系,启动了包括国企改革四项试点、双百行动在内的多项国企改革试点,国企的机制改革进入了全新阶段。

在“松绑”中不断壮大的国有企业家队伍

改革开放之前,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听令而行,几乎没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因此称不上企业家。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加快,国有企业已从“生产车间”转型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国有企业家的作用日渐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首次以专门文件提出了国有企业家的概念,并肯定了国有企业家的重要地位和贡献。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国有企业成长壮大的历史,也正是国有企业家不断涌现并发挥作用的历史。

向前走,莫回头——以袁庚为代表的几代国有企业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图为袁庚雕像。

1978年,袁庚被交通部委派到香港,担任招商局的主要领导。频繁往返于深圳、香港,让他对两地经济上的巨大差距有了最直观的认识。袁庚决定,建立蛇口工业区,“搞点试验,探索一下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

1979年7月8日,蛇口开山动土。隆隆的炮声,被后人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号角。

从1979年到1984年,蛇口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而这些“第一”也多数沉淀为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袁庚认为,这一系列改革的核心,就是为了帮助当时的企业冲破条块分割的旧体制束缚,真正按经济规律运作。

1979年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等6个单位联合在京、津、沪三市选择了首钢、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个单位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在此之前,首钢总经理周冠五虽然管理着20万人,但是改造一个厕所都要上级批准。因此他主动请缨,争取到了这次试点机会,并交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单。

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全文刊登了福建55位国有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厂长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

写信的人不会想到,这封信即将在全国掀起一场大讨论,留下了一段改革佳话。

随着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不断松绑,陈锦华、黎明、王全国、刘汉章、马胜利、王选、步鑫生、荣毅仁、王光英、冯根生等第一代国有企业家拿到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或开创企业,或触碰新境,为国有企业迎来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们之后,傅成玉、刘振亚、刘明忠、许立荣、傅育宁、李建红、王会生、宋志平、刘起涛、董明珠、詹纯新等等一批相对年轻的国有企业家相继崭露头角,带领国有企业走向了真正的辉煌时代。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在一代又一代国有企业家的带领下,国有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图为复兴号高铁的生产现场。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得益于一代又一代传承有序的国有企业家,国有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开始跻身世界一流企业之列——2019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有129家,其中国有企业88家。

什么样的人能被称为国有企业家?

海康威视董事长陈宗年认为,发现、培养一个企业家非常难。只有对市场特别敏感的人,天天研究市场的人,把市场吃透的人,能把技术和市场结合的人,才能成为企业家。

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则认为,凡是充满竞争活力的国有企业,都与其有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及其团队直接相关。“这些企业家对国有企业的事业抱有极大热情,不求回报勇于奉献,拥有丰富经营管理企业的经验,具有强烈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国际视野。”

事实证明,一位好的企业家,可以大幅度扭转企业发展轨迹,让企业由弱到强甚至起死回生。

比如,2001年,海康威视创办时,只有3个人。截至2018年底,海康威视已成为全球安防领域的领军企业之一,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和警惕。“我们是在长期探索中,找到了视频监控这一行业并把握住了行业的黄金十五年。”陈宗年认为,完成这一过程,主要就是靠企业家。“只有企业家才能做到持续改革、持续创新。”

当前,国有企业正朝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不断迈进,培养、选拔更加年轻的国有企业家成为当务之急。

40岁左右、80后是这一轮选拔年轻干部的普遍门槛。

中国五矿董事长唐复平表示,要打造一批带领企业更好适应经济发展的国有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打造一批满足未来5-10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队伍。

如何培养这些年轻干部?

建设科技集团总裁文兵表示,要让优秀的干部到关键岗位、艰苦岗位蹲苗历练,多层次多渠道地培养广大年轻干部,让他们能够源源不断、脱颖而出。不能等到需要时,结构性人选是唯一人选。

“我的做法是,一方面发现、培养企业里的年轻人,让他们成为企业家。另一方面是从社会上寻找一些企业家,让他们加盟到中国建材,大家一起来做。”宋志平说,他中意的企业家,是那些对做企业无比痴迷、事情做不好就睡不着觉的人。比如通过混改引进的中国巨石总经理张毓强、中复神鹰董事长张国良,以及内部培养的北新建材董事长王兵等。

在新一轮的国企改革中,如何激发国有企业家积极性,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对此,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表示,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伟大征程上,我们要始终铭记习近平总书记“20字标准”重要论述,建设一支政治合格、本领高强、致力于为国有企业建功立业的高素质社会主义企业家队伍。着力提升国有企业家队伍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果敢的战略决断力、坚韧的攻坚推进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健全激励机制,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地为国企领导人员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撑腰鼓劲。

推墙入海闯市场,国企劳动者活力日益迸发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变化,国有企业的工资经历了多轮改革。

比如,1956年,哈电电机进行了工资改革,取消工分制,实行了按劳分配的新工资制度,激发了职工生产积极性,企业的经济、技术成果都有了明显提高。

到了1958年,由于政治风向出现了变化,袁庚哈电电机取消了计件工资,实行了吃“大锅饭”的办法。

当然,这并不是哈电电机一家企业的经历。国有企业的大锅饭这一吃,就是几十年。

改革开放后,蛇口工业区率先破局。

蛇口启动的第一个工程项目是建造600米的顺岸码头。为了加快进度,负责具体施工的中交集团四航局一队党支部书记沈长林提出,可以设超产奖。“从第41车开始,每车发4分钱超产奖金。”

工人们干劲大增,一般运泥达80至90车,多的甚至达131车。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考察后,认为这个路数对头。但不久后,相关部委却认为,这是倒退,并以文件的形式予以叫停。

施工速度理所当然地慢了下来。现场调查时,工人对袁庚说,“如果不实行奖金制度的话,我保证没有一个人愿意多干,拖就是唯一途径。”

袁庚一方面向上级递交报告,一方面邀请新华社记者写了内参。

中央领导对此做出了批示——这就是所谓的4分钱惊动中南海。奖励制度得以恢复和推广后,工人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使工程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完成。

“这是改革开放中观念改变所创造的奇迹,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沈长林说。

就在同一年,在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支持下,四川省率先给予省内的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国营工业企业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允许企业实现目标后提取少量利润留成,给职工发放奖金。

宁江机床厂于1978年10月开始试点放权,当年第四季度机床产量就翻了一番。为了卖掉积压的机床,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刊登广告,发出“我们这里有机床卖”的信息,该厂机床成为畅销产品。

据统计,一般试点企业的产量、产值、上缴利润增长幅度都超过试点前的水平,也高于非试点企业的水平。试点开始在全国大规模推广开来。

到了1984年,冯根生在企业实行了干部聘任制、员工劳动合同制。如今看似平淡的举措,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冯根生也因此被称为改革“出头鸟”。

1982年6月,国家机关进行调整改革,撤销原国家建筑工程总局,组建原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成为中央、国务院机关中第一批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

习惯了国家分派任务的中建人,不得不在市场找食吃。为了活下来,加之受到位于香港的中海集团影响,中建集团很早就实行了总部干部员工全部就地归零下岗、实行“零起点竞聘上岗”行动。直到现在,中建集团仍然保留着赛马机制的传统。另外,中建集团的项目经理比行政领导挣得多,不算什么新鲜事,甚至有些可以拿到局级领导的收入。

但是,由于当时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决策层担心破三铁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因而并未在更广更深的层面进行推广。在很多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至今尚未彻底完成。

“三项制度改革一直是国企改革的重点,实现‘三能’(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是企业机制建设最有效也是最难达到的目标。” 中石化润滑油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苟连杰说, “‘三能’问题解决好了,员工活力和企业竞争力才能提升,改革就要在这下功夫。”

三项制度改革慢,除了受大环境的制约,工人劳动量不好衡量,也是重要的因素。

从上世纪开始,一批国有企业家就对如何更加科学地考核激励干部员工,进行了深入思考。 

比如,邯钢曾实行了多年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对二级厂沿用指令性计划的方式进行核算。市场风险则由总厂独自承担,这就形成了分厂盈利总厂亏损的怪现象。

发源于新兴际华的225管理体系上承邯钢经验,又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新兴际华和中国一重的经验表明,其在推动企业活力方面具有明显作用。图为新兴际华员工在工作现场。

面对这种机制性障碍,时任邯钢负责人刘汉章借鉴了农村责任值得做法,推行了一套“实行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 经营机制,将市场压力通过10万多项指标传递给每一位员工,这一做法被称为“邯钢经验”。

邯钢经验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1993-1996年,好几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作出批示,要求推广邯钢经验。

这种遵循规律管企业的办法,有着穿越时空的魔力。多年后,我们还能从新兴际华总结推广的两制中看到邯钢经验的影子。

所谓两制,就是“模拟法人运行机制”和“产供销运用快速联动机制”,前者划小核算单元,突出竞争;后者扩大联动范围,突出协同,弥补了“邯钢经验”重压力传导而轻上下联动的不足。

两制在新兴际华的应用推广,提高了这家多家军需企业重组而来的央企的核心竞争力,创造了名噪一时的“新兴际华现象”。

2016年底,新兴际华时任董事长刘明忠调任中国一重董事长后,一方面推广了全员竞聘,对干部员工实现了全面的市场化选聘与契约化管理,解决了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的问题;一方面,他把包括两制在内的“225管理体系”带到了一重,打破了横亘在一重人头脑中的思想藩篱,把所有人推到了能直接感受市场压力并作出快速反应的最前沿,让“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头上有指标”的价值创造理念深入人心,解决了收入能增能减的问题,为一重彻底扭亏脱困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认为,划小改革是解决大企业病的良方。几年来,中国联通持续推进以激发基层活力为目的的划小承包改革,实施内部“双创”,结合一线生产场景,建立微组织,竞争性选拔“小CEO”进行承包,搞活激励分配,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为“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提供广阔平台,使中国联通从大公司回归到创业公司,同时让基层员工率先拥有更多获得感。

郑煤机在保障公司生产任务基本饱满的前提下,在干部层面推行“岗薪制”,在员工层面分类、逐步推进“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制”、“提成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岗薪制”为主要内容的分配制度改革。

“机制革命的核心是承认人力资本的存在,让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共同参与分配。”宋志平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只用过去的“老三样”显然是不行的。他提出了机制革命的“新三样”,即“员工持股、管理层股票计划、科技企业分红和超额利润分红”,让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与财富分配。目前,新三样在中国建材已探索多年并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成效。

航天科技装备公司总经理杨国舜表示,股权激励实施以来,公司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极大增强。2018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1.7%,新签订单同比增长41%。公司核心技术团队规模稳定增长,关键技术人员出现回流现象。

中国电科院副总经理王继业介绍,岗位分红有力保障了公司科研队伍的稳定,2018年,公司核心人才保留率上升至98%。员工的创新潜能也得到极大释放,科研成果不断涌现,成果转化成效显著,2018年公司完成成果转化68项,全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5%,税后利润同比增长15.8%。

当前,已有45家中央企业控股的91户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实施股权激励一年以上的企业营业收入平均年均增长率达到16.7%。24家中央企业所属科技型子企业的104个激励方案经集团公司审批后正在实施,激励对象人均收入增幅达到14.9%。

同时,中央企业普遍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在建立健全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岗位管理为基础的市场化用工制度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启动深化,工资总额预算备案制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展开。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经营机制不断转换

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混改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此前的多轮国企改革如此,新一轮改革更是如此。

多年来,各级国资委高度推进混改工作。

2014年,国资委选择中国建材、国药集团开展混改试点,截至2017年底,两家集团70%和90%的营业收入来自混改企业。此后,国资委分三批选择了50家国企开展混改试点。2016年8月,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正式启动,全国约200家企业进入这一试点。

目前有三分之二的中央企业引进了各类社会资本,半数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在公众化的上市公司,各省区市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到49%。

混改,混是手段,改是目的。

改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监管机构对混改企业的监管方式。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表示,国资委将进一步以管资本为主,对混改企业大胆放权,重点抓好事中和事后监管,提高监管效能,提升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系统性,使混合所有制企业更好地与市场经济融合。

二是改变企业经营机制。翁杰明表示,混改中要统筹推行落实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实施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开展员工持股等,提升改革的体系性、整体性。同时,加快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实践证明,大批混改企业正是通过“真改”、“实改”,激发了干部员工的主人翁意识,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比如,中国联通混改后,大胆引入13家战略投资者,把国有资本比例降到53%。

资本构成的变化带来了体制机制的变革:联通新一届董事会由13人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8人,中国联通3人,腾讯、百度、阿里巴巴、京东和中国人寿等战投5人。组织变革方面,联通精简了总部管理机构,建立起面向客户与市场、为一线提供服务的倒三角服务支撑体系。

得益于此,中国联通经营业绩得到大幅改善,主营业务收入从2015年的同比下降3.9%扭转为2018年的同比增长5.8%,增幅领先行业3.3个百分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8亿元,同比增长858.28%。

在混改的过程中,各级国资委还在10家中央企业和171家省属一级企业开展了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发挥了激活机制、留住人才的作用。

比如,国机集团所属中国电器院是国内电器领域领先的应用型研究机构和技术创新平台,多年来人才流失问题严重。

成为央企首批员工持股试点企业后,中国电器院紧扣如何操作、谁来持股、如何分配、怎么持股、怎么流动、怎么管理等六大关键问题,30%员工持股27%。

中国电器院党委书记、董事长秦汉军表示,通过实施员工持股改革,公司离职率从之前的10%下降到4.3%,且骨干人才流失问题基本解决。公司营业利润从2016年的0.92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2.27亿元,复合增长率57.1%。

据统计,10户中央试点企业2018年利润总额平均增幅26%,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航空工业江航并不是国家选择的员工持股试点。但是,在其实施混改的过程中,四家战略投资者无一例外地提出,希望江航的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持股。

“我们研究了相关政策,发现财政部有相关文件,对于国有大型科技型企业可以以不超过5%股份实施核心员工持股。”航空工业江航总经理宋祖铭说,在请示了航空工业和航空工业机载系统并获得批准后,江航决定实施员工持股。

最终,江航146名核心员工通过规定程序,以自有资金出资的方式参与了核心员工持股,合计持有航空工业江航5%股份。至2018年底,两批次核心员工持股全部实缴到位。

宋祖铭表示,核心员工持股后,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在科研、生产、经营和管理各个领域,尤其对混改、对公司规范治理的多种举措支持度和积极参与度明显提升。 

1996年,老凤祥旗下的核心企业老凤祥有限就已经进行股权改造,职工以现金和历年工资结余形式出资入股,人人持有股份。 

老凤祥董事长石力华表示,职工持股尤其是经营技术骨干持股,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为企业近二十年的快速、跨越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后劲。

不过到了2018年,老凤祥有限70%以上的持股人已超过退休年龄。期间引进的大量人才,以及培养的年轻干部,缺乏持股机会,这些人的主动性无法得到有效激发,企业活力受到一定影响。

入选双百行动企业之后,老凤祥将老凤祥有限等的企业的股权结构优化调整列在各项改革的首位。

最终,老凤祥选定了国新控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上海公司”)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国新上海公司提出,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的前提下,部分原持有老凤祥有限股份的经营技术骨干通过认购老凤祥专项基金,间接持股老凤祥有限,以保障公司的持续发展。最终,石力华等38名经营技术骨干将所得股权转让款的50%,合计4.74 亿元参与老凤祥专项基金投资。

上海黄浦区国资委主任沈丹娜认为,老凤祥的上述尝试意义非凡。“因为退出机制不完善,很多国企的股权结构问题还没有解决,老凤祥的改革为我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可以复制的经验。”

当前,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军工等重要领域的混改工作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比如,2019年,国家电网公布开放合作十大举措,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新建特高压直流输电、增量配电、电力交易机构、综合能源服务、抽水蓄能等业务,涵盖了公司电网、金融、产业、海外业务全部经营范围。国家电网有关负责人表示,“国网的总资产超过4万亿元,净资产1.7万亿元,混改的空间还很大。”

实践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整合不同所有制优势而形成的具有新机制的全新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成为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表示,将沿着中央指明的方向继续推进混改工作,形成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发展格局,将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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